百年“龙学”: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现代之路

发布时间:2024-04-15 09:57:05 来源: sp20240415

原标题:百年“龙学”: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现代之路

 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,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、江西省“双千计划”人选、中国《文心雕龙》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,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。

  《文心雕龙》书影 资料图片

  明五色套印本《刘子文心雕龙》。由明代万历年间吴兴闵、凌两大出版家族中凌云、闵绳初合刻,五色套印源自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以红、绿、青、黄、白五种颜色批点,版本价值极高。图片来源:辽宁省图书馆(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)

  明弘治十七年(1504)冯允中刻本《文心雕龙》。资料图片

  刘勰像 资料图片

   学界一般简称“《文心雕龙》学”为“龙学”。在现代学术史上,关于一本书的研究被称为“某某学”的委实不多,而“龙学”就是其中长盛不衰的专门之学。在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现代进程开启之时,《文心雕龙》研究是如何融入这一进程,进而迎来百年“龙学”兴盛的呢?回顾百年以来的“龙学”发展历程,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思考“龙学”何以兴、何以继续兴等涉及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。

  开端:具备现代科学质素

   五四运动前后,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近代中国知识界传播,中国学术的现代进程由此开始。当时学人受科学主义影响,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、成熟的标志,就在于其是否建立了严密的逻辑体系。正如梁漱溟所言:“科学是知识之正轨或典范;只有科学,才算确实而有系统的知识。”(《中国文化要义》)当时的文学研究也受这种科学主义的影响。如张相说:“近世研治科学,析类之事,目为至要。植物学家,部门科属诸名,井井而谈,属隶无紊,譬诸草木,区以别矣,矧在文章,渠不若彼。”(《古今文综》缀言)认为文学研究也像植物学一样,要分门别类、条分缕析。徐昂也说:“无论字与文,研究宜用治科学方法,澈底分析。”(《文谈》自序续)这种从自然科学移用过来的科学主义观念,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学者们对《文心雕龙》的选择。

   五四运动前后,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,学者们想从几千年的中国文论史中找出堪比西方文论体系的著作,寻觅的结果就是,《文心雕龙》逐渐进入学者视野。如刘节说:“若彦和《雕龙》,则可以言文学原理矣。”《文心雕龙》是“纯粹之文学体制”“说理精密,条贯有序”。(《刘勰评传》,《国学月报》1927年第2卷第3期)梁绳祎说:“像莱辛(Lessing)、马太·安诺德(Matthew Arnold)、泰因(Taine)以及现代的乔治·勃兰特(George Brandes),全是以批评名家的。他们评论的势力都很伟大,有时单词片语都要传遍世界,不用说这种批评是文学进化极有关的助力。”反观中国文学界,在古典文学批评传统中,他发现了《文心雕龙》的当代价值:“在过去可怜的文学批评史中,寻一点萌芽,我们不得不推重千余年前的刘彦和。他著了一部专论文学的书,叫作《文心雕龙》。”(《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》,1927年6月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专号)梁绳祎是用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去解读《文心雕龙》,他在文中提到意大利但丁的《神曲》、德国的尼采以及俄罗斯的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作品。

   值得注意的是,五四运动前后,新旧两派文化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,但是在对待《文心雕龙》的评价上,两派意见却出奇地一致。这是因为新旧两派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,都观察到《文心雕龙》的价值堪比西方文论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,鲁迅评价说:“东则有刘彦和之《文心》,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《诗学》,解析神质,包举洪纤,开源发流,为世楷式。”(《集外集拾遗补编·论诗题记》)他认为,中西方文论都有逻辑体系严密的理论著作,《文心雕龙》和《诗学》分别对中西方文论产生深远影响。作为文化保守派的首领,章太炎早在20世纪初年就在日本开设“国学讲演会”,讲授《文心雕龙》。据学者考察:“章氏弟子们的记录稿,至今还尘埋在上海图书馆。”(周兴陆撰《章太炎讲解〈文心雕龙〉辨释》)而据《钱玄同日记》1909年3月18日载:“是日《文心雕龙》讲了九篇,九至十……与季刚同行。”由此我们可知,黄侃、钱玄同等章门弟子曾经比较系统地跟章太炎学过《文心雕龙》。黄侃认为《文心雕龙》是论文之“专著”:“敷陈详核,征证丰多,枝叶扶疏,原流粲然。”(《文心雕龙札记》)黄侃是从尊崇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推崇《文心雕龙》的,意在证明西方所谓的逻辑体系其实中国古人早已有之。诚如吴承学所指出的:“在清末民初,《文心雕龙》仍是传统学者用来捍卫和发扬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。”(《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》)

   1923年,梁启超在答《清华周刊》记者《国学入门书要及读法》中,把《文心雕龙》归为“随意涉览书类”(《读书指南》)。梁氏似乎不是很看重《文心雕龙》,但实际上他是非常重视《文心雕龙》的理论思想和文学艺术的。1925年,梁启超评价《文心雕龙》:“诚文思之奥府,而文学之津逮也。”(《范文澜〈文心雕龙讲疏〉序》)《文心雕龙》本身的文章辞采飞扬,是赋中佳作。更重要的是,其中确有符合现代科学体系的理论质素。在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者们“寻例证己”的过程中,《文心雕龙》作为“中国文论也有逻辑体系”的一个重要例证被不断提起,“龙学”由此开启了百年的现代之路。

  进程:融入现代学术

   “现代的科学研究”的理念和方法对“龙学”产生了巨大影响,以后世眼光审视,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,也有负面的。

   从正面影响来说,《文心雕龙》“体大思精”,被认为具备现代科学质素,可以进入现代教育体制、登上大学讲堂,从此作为自成一体的一门“学问”融入现代学术进程。在实践中,凭借现代教学机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训练有素的研究者,最终实现了传承有序地传播及弘扬《文心雕龙》文化。百年来的学科化、课程化,大大推动了“龙学”的发展。过去人们只凭个人兴趣爱好研读《文心雕龙》,随机性、随意性较强,这并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有组织推进。在进入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并成为有机组成部分之后,《文心雕龙》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以往了,它作为教材内容进入课堂,成为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研究、讲解、学习、传播的对象,进而由课堂到报刊、由学科知识传播到社会文化宣传、由国内到国外,从此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化影响获得了极大的拓展。

   这里我们就《文心雕龙》所受正面影响列举几例。林纾所撰《春觉斋论文》,是其在高师大学堂授课的讲义,1913年6月起曾在《平报》连载。其中大量征引《文心雕龙》语段并申述之。在北京大学,姚鼐四世侄孙姚永朴稍早于黄侃在大学课堂上摘段讲解《文心雕龙》,并在课堂教学基础上精心结撰成一部文章学著作《文学研究法》,“其发凡起例,仿之《文心雕龙》”“体例仿之《文心雕龙》,颇具系统性、理论性”。这一时期,在北京大学讲授《文心雕龙》课程最受学生欢迎者当为黄侃,其《文心雕龙札记》是“自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授课讲义”。(见李建中主编《中国学术档案大系·龙学档案》)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学生因为《文心雕龙》课程问题要求撤换老师的事件:1916年,同为章门弟子的朱宗莱到北京大学任教,亦讲授《文心雕龙》。推测可能是教学效果不及黄侃之故,结果引发学生上书蔡元培校长要求更换《文心雕龙》主讲。(见朱怿撰《朱蓬仙生平事迹》)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论,但确从另一角度反映出《文心雕龙》进入北京大学课程并深受学生们喜爱。这里,我们再举一个地方高校的例子。1937年福建协和大学的校刊《协大艺文》刊载《文心雕龙上篇分析初步》一文,文章前面有一段背景说明:“本校中国文学系所开专书选读一科中,《文心雕龙》适列其一,本系生与修者七人,采集体研究方式,由俞元桂先生指导。”(见耿素丽、黄伶选编《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·文心雕龙学》)这说明《文心雕龙》研修课在当时的地方高校中也有开设。

   梳理“龙学”发展史,我们不难发现,许多“龙学”名著都是在大学课堂教学中诞生的。如刘永济著《文心雕龙校释》就是其在武汉大学给学生讲《汉魏六朝文学》而写的“讲义稿”(见李建中主编《中国学术档案大系·龙学档案》)从教案讲义最终变成学术经典,由此可见“龙学”之兴离不开教学课堂之助。

   《文心雕龙》走进课程教学为“龙学”培养了大批读者、研究者,这是“龙学”此后百年薪火相传的根本原因。“龙学”史上教学相长的佳话比比皆是,如詹福瑞先生师从詹锳先生:“从恩师詹锳先生学《文心雕龙》。一年间,先生一篇篇讲下来,我一篇篇整理笔记,一篇篇背诵下来,终于有一天感到走近了这座精深的理论楼阁,虽不敢说登堂入室,却似可窥其门庭了。”(《中古文学理论范畴》后记)李建中先生师从杨明照先生:“有幸从著名龙学家、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研习《文心雕龙》。”先生感慨,我们要感谢刘勰,“有了他,摛文无虞”“有了他,余心有寄”“有了他,永不失语”。(《〈文心雕龙〉讲演录》附录)这些年活跃于“龙学”研究领域的学者多有类似的求学经历,往往师出“龙学”研究的老一辈大家。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们不断将“龙学”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境界。

  展望:重拾诗性文章

   从“现代的科学研究”带给“龙学”的负面影响来看,由于过度强调《文心雕龙》的严密逻辑体系,学者往往把《文心雕龙》仅当作文学理论著作来看待,结果导致了两方面的偏差:一是容易使学者忽视《文心雕龙》的诗性一面;二是容易使学者忽视其文章学的特质。

   首先我们看其诗性的一面。《文心雕龙》固然有“体大思精”的特色,但其自身特质不仅有逻辑性的一面,还有诗性的一面。李建中先生指出:“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范,《文心雕龙》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:诗性和逻辑性的统一。长期以来,海内外的龙学研究,常常过于推崇逻辑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她所特有的诗性智慧,从而遮蔽了《文心雕龙》的东方特色,遮蔽了以《文心雕龙》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民族特色。”(《〈文心雕龙〉讲演录》)《文心雕龙》的诗性智慧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。英国学者爱德华·泰勒曾用“文化遗存”的观念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:“它可能长期地影响到这些习俗或者技艺,如涓涓细流,绵延不绝,从这一代继续传到下一代。它们像巨流一样,一旦为自己冲开一道河床,就成世纪地连续不断流下去。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。”(《原始文化》)无论是在文化资源、思维方式等深层次上,还是在言说方式、话语范畴等表面层次上,《文心雕龙》都弥漫着浓厚的诗性智慧。近年来,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其诗性方面的内容。根据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李逸津教授的介绍,俄罗斯女汉学家卡·伊·戈雷金娜从《文心雕龙·原道篇》入手,探究原始宗教文化对刘勰文学观念的影响。李建中先生认为,戈雷金娜的研究,其“入思方式及部分结论,对于我们探讨《文心雕龙》的诗性智慧,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”。(《〈文心雕龙〉讲演录》)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为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。大陆也陆续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并且取得不俗的研究成绩。张毅认为,经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对《文心雕龙》创作论有影响。(《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诗学》)闫月珍讨论《文心雕龙》的“器物之喻”(《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——以〈文心雕龙〉为中心》),把古代文论中普遍存在的象喻思维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经验相联系,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意义。夏静分析《文心雕龙》与气学思辨传统的关系(《〈文心雕龙〉与气学思辨传统》),认为“气学”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不能完全依靠现代理性思维进行理解和分析,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与传统诗性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,回归其真实的文化场景,展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广的理论前景。

   其次,我们要认真分析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学特质。五四运动之前,学者们普遍认为《文心雕龙》是一部文章学著作。如吴曾祺表示服膺《文心雕龙》,“极论文章之秘,识者以为知音。”(《涵芬楼文谈》)章太炎说:“《文心雕龙》于凡有字者,皆谓之文,故经、传、子、史、诗、赋、歌谣,以至谐、隐,皆称谓文,唯分其工拙而已。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!”(《〈文心雕龙〉讲演记录稿》)他主张广义文章学,这与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学思想一脉相承。五四运动前后,把《文心雕龙》视为文章学著作的人包括林纾、章太炎等,持此观点的还有青年才俊刘师培、黄侃等。刘师培把《文心雕龙》视为文章学论著,并且认可其文章学思想体系。他说,我们要了解文学变迁,“非证以当时文章各体,不足以考其变迁之由。”(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)刘师培所谓“文学”实即包括“赞颂铭诔之文”等“各体文章”在内,是大文章观念,而不是现代以来的纯文学观念。黄侃对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学特质判定是非常明确的,其《文心雕龙札记·总术篇》云:“彦和虽分文笔,而二者并重,未尝以笔非文而遂屏弃之,故其书广收众体,而讥陆氏之未该。……案《文心》之书,兼赅众制,明其体裁,上下洽通,古今兼照。”(《文心雕龙札记》)文备众体,黄侃揭示的正是《文心雕龙》广义文章学的基本特质。

   值得注意的是,五四运动以后,有不少受现代文学观念影响的新派学者用纯文学的标准去评判《文心雕龙》,认为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定义太宽泛、文体杂乱。如霍衣仙在谈到《文心雕龙》的“失败处”时说:“文学定义太广泛,则议论必流于肤浅。……其文学定义,与章太炎氏‘凡以文字著于竹帛谓之文,论其法式,谓之文学’之定义相同,故将经史子集、百家九流,冶于一炉而谈之。内容既如此包罗万象,议论之有‘搔不着痒处’,近于肤浅,为必得之咎矣。”(《刘彦和评传》)又如杨鸿烈,一方面,称刘勰是中国“第一个的批评家”,他的文学批评相当于欧洲文学上的“法定的批评”;另一方面,又指出《文心雕龙》全书的“根本缺点”:“在这样文学观念明了确定的时代,偏偏这位不达时务的刘彦和就来打破这样的分别,使文学的观念,又趋于含混!又使文笔不分!”“这样一来,就把一个已经成就了的明白、具体、完全的文笔定义,搅扰得一个乱七八糟、乌烟瘴气的了!”(《〈文心雕龙〉的研究》)

   由此观之,五四运动前后开启的中国学术现代进程,对“龙学”此后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,但“以西释中”“以西构中”也给“龙学”带来了不小的损伤。今天看来,这种研究倾向最大的不足,就是把《文心雕龙》仅仅当作“文学理论”著作,而忽视其原本是文章学著作的特质。张少康先生认为,20世纪“龙学”的理论研究是“重中之重”,其主要成绩突出表现在“重视了理论体系的研究”(《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·文心雕龙研究》)。单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忽视了其中涵盖面更广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章学特质。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偏向于纯文学作品,而文章学研究的对象则包含各种文章创作,范围要广泛得多。从纯文学文体入手,《文心雕龙》中许多文体就无法进入“龙学”研究的视野。

   以纯文学的观念来看《文心雕龙》,更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,而轻视了文章学的实用功能。我们知道,《文心雕龙》是非常重视文章之功用的。刘勰说:“唯文章之用,实经典枝条,五礼资之以成,六典因之致用,君臣所以炳焕,军国所以昭明。”(《文心雕龙·序志篇》)“五礼”“六典”“君臣”“军国”,这些是军国大事,在这些领域中,文章要发挥重要作用。此外,《文心雕龙·书记篇》中谈到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文体如簿、录、契、券、状等,这些也是文章。刘勰的观点是,大到军国大事,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,文章都能发挥重要作用。而如果从纯文学的视角来看,这些文章都缺乏审美功能,都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。所以,《文心雕龙》中许多文体没有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,中国文章学久远的实用传统也由此被慢慢疏略了。以《文心雕龙》为代表的中国文章学既有理论,也有实践,是基于文章创作实践的理论,也是指向文章创作实践的理论。丰富性和鲜活性是中国文章学的固有特点。因此我以为,纯文学理论既涵盖不了中国古代文章创作的丰富历史,也指导不了中国当下文章创作的鲜活实践。

   纯文学理论更重视“道”而忽视“术”,以《文心雕龙》为标志的中国文章学既重“道”,也重“术”。《文心雕龙》有《原道篇》又有《总术篇》。文章学落实到文体、字法、句法、篇法的研究上,比各种所谓“理论”的研究更具体丰实。《文心雕龙》讨论各式文体时,都本着“原始以表末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”(《文心雕龙·序志篇》)的理路来阐释,关注文体的源流、基本内涵、代表作品和体式规范。《文心雕龙》还有《镕裁篇》《声律篇》《章句篇》《事类篇》《练字篇》等,关注文章的剪裁、声律、用事、字法、句法和篇法。这些形式层面的讲究相比抽象的纯文学理论,更具体实在、更有可操作性。这些内容也是历代文话涉及的主要方面,因此,也是中国文章学固有的传统。但如果从纯文学理论的角度审视,这些固有的富有特色的“术”层面的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。

   近些年,关于《文心雕龙》文章学特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学者们关注。吴承学先生指出,在中国文章学史上,最早初步构建中国文章批评理论体系的,是“以《文心雕龙》为代表的六朝文章学”(《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》)。我们当以这个基本认识为基础,全面审视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学体系及其特质,从而推进中国文章学体系的理论建构。

   回顾“龙学”百年历程,我们得到几点启示:“龙学”要继续发展,必须进一步融入当代学术进程,融入当代社会实践,回应当代学术问题;必须加强学科建设,提升教学水平,尝试用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“龙学”文化,继续培养一代又一代“龙学”的学习者、爱好者、传播者和研究者;必须根植传统文论的固有特色,以文化自信之姿,实现中西文论的互学互鉴。

(责编:罗知之、杨迪)